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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5日，审计署网站发布《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。
报告中提及，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，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，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、退出机制。对地方税费优惠政策进行评估和清理。当前的背景：数据层面，2023年全国财政收入21.7万，相比19年年均仅增长2.7%，2024年1-5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912亿元，同比下降2.8%，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、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，可比增长2%左右。大的宏观背景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土地财政难以为继、经济转型、发展高科技产业、中美高科技博弈、逆全球化的国际趋势、地缘政治风险等。所以，这个“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”接下来会如何推进呢？1980年2月，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实行“划分收支，分级包干”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》。简单理解就是，中央政府一部分财政收支决策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，由吃“大锅饭”改为“分灶吃饭”。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，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，如“收入递增包干”、“总额分成”等。比较流行的一种是“收入递增包干”，即在递增率以内的收入，中央与地方按照确定的比例分成；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财政包干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，如税收调节功能弱化、影响统一市场形成、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等。央地分成比例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谈判一次，若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很快，下次谈判时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，落得一个更高的上缴基数和更吃亏的分成比例。为避免“鞭打快牛”，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。另一方面，这也跟当时盛行的预算外收入有关。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，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。1982-1992年，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%，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%的增速。1992年，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%，相当于地方政府的“第二财政”，但也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。1992年，邓公的南方谈话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，这为分税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。1993年9月8日起，由朱镕基带队，五大改革方案起草小组的人跟随，就五大改革特别是分税制中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，一个省接一个省地进行协调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：中央税（如关税）、地方税（如营业税）、共享税（如增值税）。同时分设国税、地税两套机构，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。分税制实施的当年，财政收入就得到大幅提高，达到4349亿元，比上年增长24.8%。改革扭转了“两个比重”不断下滑的趋势：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%一跃变成55%，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；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%逐渐增加到了20%以上。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，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）奠定了基础。地方财力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，收入总量从1994年的2311.6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8523.9亿元，大体上翻了两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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